攻占巴士底狱 —— 法国大革命的起点

饥荒和极度的食物短缺是推动巴黎民众在1789年夏天进行武装起义的最迫切因素。前一年，即1788年，全国范围内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和可怕的冰雹袭击，摧毁了整片整片的农作物，导致小麦歉收。随着谷物的缺乏，面粉价格急剧飙升，推高了面包的成本，而面包是城市工人和农民家庭绝对的饮食基础。

在实际生活中，巴黎的一名普通工人需要花费高达日薪80%的资金，仅仅为了购买维持家庭生存所需的面包。巴黎面包店门前排起的长队充满了绝望和愤怒，经常发生哄抢和为争夺食物而爆发的暴力冲突。这种生存危机在法国首都的街道上营造了一种极度紧张和起义一触即发的氛围，对于普通人来说，基本的每日生存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

民众将这种人为的匮乏和导致他们挨饿的高昂物价直接归咎于王室朝廷和谷物投机商。革命传单迅速传播，通过暗示贵族故意囤积小麦以奴役人民来激起民众的愤怒。这种普遍的社会不公感将简单的寻找食物转化为一种极易燃的政治燃料，随时准备在王室压迫的任何火星下爆炸。

对于今天漫步在巴黎美丽面包店的游客来说，很难想象法国面包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革命之一的导火索。1789年的小麦危机证明，极度的饥饿会无视制度障碍，并在几周内摧毁专制政府的合法性。理解这种完全的社会绝望场景，对于理解为什么巴黎民众决定坚定不移地向国家压迫的实体结构进军至关重要。

十八世纪末法国的社会制度结构处于旧制度形式下，被严格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由高层和基层教士组成，总计约12万人。第二等级由法国贵族组成，总数大约为35万人。这两个特权阶级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和政治职位，享有无与伦比的封建特权。

巨大的社会不公在于，教士和贵族几乎完全免除向国家纳税的义务。国家所有沉重的财政税收负担都落在了第三等级的肩膀上，该等级占法国人口的97%，总计约2600万人。这个极其庞杂的群体包括从贫困的农民和农村农奴到城市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富裕的金融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尽管通过贸易和工业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在政治上却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决策权力之外。这种社会矛盾在第三等级的知识分子中激起了深层的挫败感，他们从启蒙运动的思想中找到了要求结束贵族和教士特权的道德依据。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王室要求劳动阶级做出更多的财政牺牲，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这种陈旧的划分阻止了任何社会流动，并将绝大多数法国人置于寄生贵族少数派的政治统治之下。在几个世纪的税收滥用和日常侮辱中积累的怨恨凝聚成对法律平等和真实政治代表权的迫切渴望。如果不改革这种税收特权不平等的封建制度，崛起中的资产阶级与旧专制朝廷之间的暴力碰撞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法国君主制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国王路易十六被迫采取了一项175年来从未实行过的极端措施：召开三级会议。这一不同寻常的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开幕，召集了来自三个等级的当选代表，共同商讨新的财政改革和创设税收以挽救王国的公共财政。

然而，会议的传统运作方式很快就揭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政治僵局。投票是按等级而不是按人头进行的，这意味着第一和第二等级总是投票联合以保护他们的封建特权，以2比1击败第三等级，尽管后者代表了国家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立即要求按人头进行投票，以确保公正和民主的代表权。

在经历了几周徒劳的辩论以及贵族和教士持续拒绝放弃投票特权之后，第三等级领导了一场政治反叛。1789年6月17日，在一些基层教士成员的支持下，他们宣布成立国民制宪议会。三天后，他们被国王下令禁止进入官方会议室，代表们便聚集在网球场并宣誓，在为法国制定出成文宪法之前决不解散。

这一公民抗命行为是法国革命在体制领域的真正开始，将国家主权从专制君主转移到了人民当选的代表手中。国王路易十六在政治形势面前无能为力并被逼入死角，被迫做出妥协，暂时承认制宪议会。然而，在王宫的幕后，朝廷开始策划一场军事反攻，以粉碎反叛的代表并恢复对王国的绝对控制。

十八世纪1780年代末席卷法国的严重财政破产是多年来海外战争过度支出以及凡尔赛朝廷奢侈开销的结果。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介于1775年和1783年之间）中的军事参与花费了超过10亿里弗，使国家的公共债务翻了一番，并不可逆转地耗尽了王室的府库。

除了天文学数字的军事开支外，效率低下且不公正的税收制度阻碍了国家收集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每日的运营成本。免除教士和贵族税收的做法阻碍了公共财政获取国家最大的财富和土地。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国王不得不向瑞士和荷兰的银行家借贷，支付占用国家年度预算一半以上的利息。

多位改革派财政大臣，如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和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埃纳，都曾试图实施包括普征土地税在内的现代税收改革。然而，所有这些财政改革尝试都系统性地遭到了被称为高等法院的贵族地方议会的阻挠，贵族们拒绝放弃其历史性的免税权，使中央政府陷入瘫痪。

这种行政瘫痪阻碍了危机以任何和平方式解决，并将朝廷带入了财政死胡同。1789年初法国国际信用的崩溃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引发了最终在巴黎起义中达到顶峰的政治风暴。王室财政的耗尽剥夺了君主定期支付其雇佣兵费用的能力，削弱了军队在民众起义前的忠诚度。

1789年7月11日，国王路易十六在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朝廷极端保守顾问的压力下，犯下了决定巴士底狱命运的政治错误：免去深受民众拥护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的职务。这位瑞士银行家被巴黎民众和第三等级视为凡尔赛政府中唯一关心人民需求并捍卫切实经济改革的代表。

内克尔被免职的消息花了大约二十四小时才传遍凡尔赛与首都之间相隔的几公里，于7月12日下午早些时候到达巴黎。这对公共秩序的影响是即刻且毁灭性的。民众将这位大臣的免职解读为一次变相的君主专制政变，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国王意图以武力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并镇压民众。

年轻记者卡米尔·德穆兰等民众演说家在皇家宫殿花园的桌子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抵抗。德穆兰手持手枪激昂宣讲，呼吁市民在帽子上佩戴绿叶作为希望和群众动员的象征。愤怒的群众冲进剧院，关闭商店，并抬着雅克·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胸像在巴黎市中心街头游行。

对于今天光顾皇家宫殿咖啡馆的现代游客来说，那场七月革命下午的余音似乎很遥远，但这里正是巴黎城市起义的真正摇篮。内克尔的免职摧毁了任何和平过渡的希望，并迫使温和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在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结成共同生存的同盟。由于没有改革派大臣作为对话的桥梁，巴黎民众意识到，皇家朝廷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武器。

在1789年六月和七月期间，当国民议会在凡尔赛组织开会时，国王路易十六悄悄下令向巴黎和凡尔赛周边调动了超过两万名专业士兵。这些军队的大部分由外国雇佣兵团（瑞士和德国）组成，朝廷认为他们比法国卫兵的本土士兵更可靠，更不容易同情法国群众。

巴黎周边（如战神广场）明显的军事营地部署在首都公民中散布了普遍的恐慌。人们看到自己被只忠于专制君主的武装力量所包围，担心随时会发生大规模屠杀或城市遭到系统性轰炸。王室显示军力的举措不仅没有平息或恐吓民众，反而将巴黎群众团结在迫切需要自卫的共识周围。

驻扎在巴黎的法国卫兵士兵开始公开与当地公民联络 fraternize，拒绝向街头饥饿的示威者开枪。这次内部哗变使朝廷处于脆弱的境地，因为国王意识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正规军来维持首都的公共秩序。巴黎的包围变成了一种心理威胁，迫使民众寻找抵抗手段。

路易十六的这一战略错误将一场和平政治抗议危机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化起义。巴黎市迅速组织了一支资产阶级民兵，后来被命名为国民自卫军，以保卫城市免受皇家军队袭击以及防范内部不法分子的哄抢。为了武装这支新的城市防卫力量，民众迫切需要枪支，而最重要的是需要火药。

在1789年7月12日至14日的关键日子里，路易十六长期的优柔寡断以及朝廷在凡尔赛宫的物理孤立，造成了致命的权力真空。这位国王以犹豫不决的性格以及比起国家政务更喜欢打猎和锁匠手艺而闻名，他收到的是关于巴黎动乱的过时且经过筛选的报告，严重低估了民众起义的规模。

当法国首都燃起大火、街道上筑起路障时，凡尔赛的王室会议却在官僚主义的辩论中浪费时间，没有做出快速和务实的决策。国王拒绝向驻扎在巴黎周围的雇佣军下达明确的攻击命令以避免血腥屠杀，但也没有撤走士兵以安抚民众。这种持续的犹豫使前方的军事指挥官们陷入瘫痪，在群众面前无所适从。

凡尔赛指挥系统的这种瘫痪使革命者能够巴黎市政厅进行政治组织，并成立一个市民常设 committee 来协调街头行动。由于朝廷在示威初期没有做出决定性的军事反应，群众起义的鼓舞力量每小时都在增强，最终导致公共兵工厂遭到抢劫。当朝廷终于理解局势的严重性时，巴士底狱堡垒已经被数万名武装市民包围。

攻占巴士底狱是专制君主制缺乏快速沟通和决策能力的直接结果。凡尔赛的孤立阻碍了朝廷感受到巴黎街头绝望的脉搏，这些街道正遭受着饥饿和对军事压迫的恐惧。国王路易十六在军队哗变和城市起义面前表现出的软弱，永远摧毁了法国君主无可置疑的权威光环。

这处石质建筑最初建于十四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作为保卫巴黎东部入口的防御性城门，后来巴士底狱被改建为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和军事军火库。这座雄伟的石质建筑拥有八座圆形塔楼，高约24米，由厚近3米的坚固石墙连接，四周环绕着引入塞纳河水的深壕沟。

在1789年7月14日这天，为了防守这处军事要地，堡垒守军配备了82名伤残退伍军人（因伤残退伍但仍有部分战斗能力的军人），并由萨利斯-萨马德瑞士步兵团的32名专业士兵协助。重型武器包括部署在塔楼顶部的15门火炮，以及多门指向入口庭院的轻型火炮。对于缺乏协调的起义群众来说，发起正面袭击无异于军事自杀。

然而，堡垒存在着严重的物流结构缺陷，这损害了其抵抗巴黎市民长期围攻的能力。守军仅拥有足够维持两天激烈战斗的食物和饮用水储备，且主要的饮用水井位于外庭院，在冲突开始时就被起义示威者迅速占领了。

此外，部署在石塔顶部的火炮由于受到火炮支架俯角限制，无法向非常靠近城墙根部的目标射击。这一军事工程设计细节迫使守军几乎只能完全依靠个人步枪射击，来击退那些成功进入监狱内庭院的入侵者。

在1789年7月14日清晨，起义民众在洗劫了荣军院的武器库后，一支巨大的巴黎市民队伍（估计武装前线有600至900人）向巴士底狱进军。这支以圣安托万郊区工人区的木匠、鞋匠、裁缝和店主为主的群众队伍，要求立即交出堡垒中储存的250桶火药，并撤走指向巴黎街头的火炮。

正式谈判于上午开始，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官方代表团受到了监狱总督的接见。当由于谈判拖延而失去耐心的群众强行进入监狱未锁的第一道外庭院时，双方的互信瞬间破裂。由于担心防御位置失守，守军守卫向起义群众开枪，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堡垒的内庭院变成了真正的平民屠宰场，数十名死伤者倒在来自圆形塔楼顶部的交叉火力之下。手持旧步枪和木匠斧头的革命者试图还击，但面对隐藏在坚固石墙枪眼后面的守军，他们成了显眼的靶子。这场围攻似乎注定要以军事失败告终，巴黎民众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

流血围攻在烈日下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示威者要求为死难者讨回公道，拒绝在皇家军火库的火力面前退缩。局势似乎陷入了致命的僵局，直到专业起义军人携带重武器到达，才彻底改变了战斗的走向。哗变皇家卫兵的介入给革命者带来了战术纪律和重型火炮，锁定了堡垒的命运。

允许革命者取得胜利和巴士底狱坠落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士皮埃尔-奥古斯丁·胡林和少尉雅各布·乔布·埃利领导的法国卫兵成员的哗变。这些接受过围城战和重火炮训练的专业士兵决定积极支持巴黎民众起义，他们带着当天早上从荣军院夺取的五门火炮向堡垒进军。

哗变士兵的到来为围攻堡垒数小时的混乱平民队伍带来了即时战术组织。军人们将火炮策略性地部署在监狱大门前，将火力直接对准内侧大吊桥的悬挂铁链，威胁如果守军不投降，将在几分钟内炸毁巴士底狱的物理防御屏障。

指向堡垒的火炮动摇了伤残军人守卫的士气，他们将战友的起义视为背叛，也是王室失去对首都军事控制的明证。忠诚到最后一刻的瑞士士兵试图继续抵抗，但受到了法国退伍军人的压力，后者要求立即停火以避免玉石俱焚。

这种武装联欢和整团皇家步兵的哗变是绝对君主制在7月14日遭受的真正政治将军。巴士底狱的陷落不仅仅是一群愤怒的无武装平民的杰作，更是哗变士兵与平民协同开展的军事行动，士兵们将对国家的忠诚置于法国国王的直接命令之上。

革命者最终进入堡垒内部是由一小群市民的英勇行为促成的，他们成功爬上了与外墙相连的邻近香水店的屋顶。在这些人中，一位名叫让-巴蒂斯特·亨伯特的前士兵脱颖而出，他手持木匠斧头砍断了支撑第一座人行吊桥的沉重铁链，使其轰然坠落在壕沟上。

吊桥的突然坠落使数百名起义者得以冲入总督的中央庭院，将哗变卫兵的火炮带到了袭击的最前线。看到断裂的铁链和仅几米外直指堡垒正门的火炮，巴士底狱总督意识到石质堡垒的物理抵抗已经走到尽头。

越过损毁吊桥的群众怒火冲天，被当天早些时候枪战中的伤亡所激怒。在革命军官胡林和埃利做出保护守军生命的庄严军事宽大承诺后，守军于下午17时左右从内部打开了堡垒大门。然而，和平投降的承诺很快就被群众对皇家监狱积累的仇恨所淹没。

对于那一代巴黎人来说，巴士底狱的吊桥不仅仅是中世纪军事工程的物理屏障，更是公民自由新政治时代的门槛。通过越过壕沟浑浊河水上的这处防御通道，巴黎人民打破了对专制国王顺从的藩篱，夺取了法国首都最大压迫象征的物理控制权。

尽管民间传说将巴士底狱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关押着数百名受到法国专制制度折磨的政治对手和知识分子的地牢，但革命者在1789年7月14日发现的物理现实却令人惊讶。当堡垒的石室被打开时，人群发现整座拥有八座塔楼的宏伟建筑中仅关押着七名囚犯。

这一微不足道的人数是由于堡垒自身的行政衰退，这为法国王室带来了高昂的维护和安保成本，国王路易十六正准备直接下令关闭并拆除它以节省资金。这座在路易十四统治鼎盛时期通过秘密诏书关押过数十名重要囚犯的监狱，到十八世纪末已变成次要且几乎荒废的拘留所。

中世纪地牢关满自由英雄的虚构与几乎空无一人的监狱现实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削弱攻占巴士底狱的历史冲击力。堡垒依然是专制国王任意权力和通过臭名昭著的御信压迫个人自由的最大有形象征。释放这仅有的几名囚犯，无论他们真实的罪行如何，都被庆祝为反抗暴政的公正和民众救赎行为。

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说，了解文学虚构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这种差异，有助于突显法国大革命中政治象征的力量。巴黎人民游行走向石塔不是为了释放一支被囚禁的革命军，而是为了摧毁无须向任何人负责的专制国王任意权力的建筑代表。

在7月14日下午被革命者释放的七名囚犯是一群因当时普通公共和社会原因而被拘留的背景各异的人。该群体包括四名假单据制造者，他们被指控伪造银行文件诈骗国家信用：让·德·拉·科雷热、伯纳德·拉罗什、让-安托万·普哈德和一名名叫让-夏尔·贝沙德的英国贵族。

另外三名囚犯包括两名被认为患有严重精神不稳定的人，出于公共精神安全原因处于家庭和王室监护之下：奥古斯特-克洛德·塔维尼埃，被指控数十年前密谋刺杀国王路易十五；以及怀特·德·马勒维尔伯爵，一位患有严重痴呆症的爱尔兰贵族，后来被转移到夏伦顿疗养院。

最后一名囚犯是索拉日伯爵，他是在其贵族家庭的直接要求下，通过御信（国王密诏）被关押的，指控他在内陆犯有严重的道德败坏和乱伦性犯罪，其家庭希望在司法法院之外平息这一丑闻。

这些被释放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为国家自由而战的政治烈士或启蒙哲学家，他们大多数人甚至不理解那天下午武装群众打破他们石室铁门的重大历史意义。然而，在七月的革命狂热中，他们作为从法国专制暴政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英雄在巴黎市中心街头游行示威。

如果在1789年巴士底狱几乎是空的，那么它关押国家重大秘密和传奇人物的历史名声则是通过几个世纪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和王室审查建立起来的。堡垒历史上最神秘的囚犯是传奇的铁面人，他于1698年起在看守贝尼涅·道韦恩·德·圣马尔斯的监视下被囚禁，直至1703年去世，其真实身份至今仍是法国宫廷最大的谜团之一。

除了在文学中流传万世的铁面人外，巴士底狱还关押过敢于批评天主教会和朝廷的法国启蒙运动杰出人物。哲学家伏尔泰在十八世纪初曾两次被关押在这座监狱中（1717年关押了十一个月，1726年再次关押），他在石室中利用时间撰写了悲剧《俄狄浦斯》，并一生中首次以伏尔泰的笔名署名发表文学作品。

另一位著名的囚犯是备受争议的萨德侯爵，他从1784年起在堡垒中被关押了五年多，直到1789年7月2日被紧急转移到夏伦顿疗养院。在此之前，他曾用铁漏斗当做扬声器，从塔楼窗户向外大喊守卫正在屠杀堡垒外的社区市民。

萨德以仅十二天之差错过了攻占巴士底狱，他所有珍贵的极端色情文学原创手稿，包括他精心藏在牢房石缝中的《索多玛120天》草稿，都在冲入寻找武器的革命群众的洗劫中遗失或被抢。

巴士底狱作为阴暗地牢的恶劣名声主要源于御信（国王密诏）的政治使用。这些由法国国王或其国务大臣直接签署的秘密书面命令，允许在没有法院正式审判或法律辩护权的情况下，立即无限期逮捕任何个人。

这种任意监禁制度在巴黎的启蒙作家、记者和传单撰写者中制造了持续的恐惧，他们可能会因为批评巴黎的贵族或教会而一夜之间消失。这座监狱被视为绝对孤立的场所，囚犯被剥夺了真实姓名，只能通过他们被关押的塔楼和石室的编号来识别。

尽管在十八世纪末，巴士底狱囚犯的实际物理条件明显优于巴黎大多数其他普通监狱（贵族囚犯可以阅读书籍、接受探访、拥有自己的私人仆人甚至自己做饭），但通俗传单的文学想象将该场所描绘成充斥着老鼠、锁着骸骨以及用红铁进行拷问的隐秘酷刑室。

这种物理现实与集体想象中的恐怖之间的对比，使巴士底狱成为新兴革命中产阶级唾弃的理想目标。它代表了对现代公民享有法定正当程序和司法透明度权利的否定。摧毁巴士底狱的石墙，是宣布公民来去自由的权利不能再受制于绝对君主单方面的个人意志。

在1789年7月14日清晨，在前往巴士底狱的石墙之前，成千上万手持铁叉、斧头和木棍的巴黎市民包围了位于法国首都西部的荣军院军事建筑群。该场所由国王路易十四设计，作为退伍军人的医院和王室武器库，存放着整个巴黎市最大的步枪和步兵武器军火库。

荣军院的军事总督 Sombreuil 侯爵试图与示威者谈判以推迟入侵，但群众强行打开了铁大门并冲进建筑群的庭院，没有向防守的退伍军人开枪，退伍军人也断然拒绝向饥饿的人民射击。对军事建筑群的占领迅速且和平地完成了，市民们打开了医院大楼的地下室和武器库。

革命者充公了超过3万支步枪（沙勒维尔型号步枪），以及几门轻质青铜重炮和步兵佩剑，这些武器被立即分发给巴黎市民和新成立的巴黎国民民兵志愿人员。荣军院今天依然是巴黎一处壮丽的旅游参观地，安葬着拿破仑·波拿巴，并设有法国陆军博物馆。

尽管在荣军院短短几小时内获得了如此巨大数量的枪支，但群众意识到，没有弹药，武器在城市自卫中毫无用处。荣军院总督在前几天已将巴黎几乎所有的火药弹药转移到了巴士底狱堡垒中以确保王室资产的安全，这迫使民众成群结队地向东进军。

在7月12日晚上，王室直接下令将超过250桶火药（约10吨）从城市仓库战略性转移到巴士底狱的石墙内，目的是保护军事爆炸物免受巴黎街头抢劫。巴士底狱凭借其厚重的城墙和火炮，被认为是城中最安全和防御最巩固的场所，可防止武装叛乱分子控制巴黎的弹药。

这一军事决定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它在堡垒背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靶子，决定了它在群众面前的命运。在巴黎市政厅组织起来的革命中央委员会知道，如果不能获得弹药和火药来装填在荣军院抢夺的步枪，资产阶级国民民兵将被国王的外国雇佣军击碎。

对军事火药的绝望寻找是攻占巴士底狱的真正实际推动力，而不是推翻绝对君主制或释放法国政治犯的纯粹理想主义渴望。如果火药留在荣军院或巴黎其他地点的普通仓库中，在1789年七月那个炎热的下午，对这座中世纪军事堡垒的暴力围攻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对于历史游客来说，这种对弹药的务实寻找揭示了革命背后的物流实用主义。巴黎人民需要从国王的军事包围中幸存下来，而巴士底狱包含了巴黎唯一剩余的火药供应。走向皇家监狱的石墙成了巴黎城市对抗凡尔赛压迫自卫的生死攸关的切实选择。

尽管巴士底狱拥有重型火炮，且石墙对于无重武器的平民来说坚不可摧，但守军面临着弹药短缺和维持长期军事战斗的给养匮乏问题。监狱总督伯纳德-雷内·德·洛奈没有从凡尔赛获得军事增援，仅拥有很少的食物以及很少的供塔楼重炮使用的火药。

巴黎监狱的弹药几乎完全由储存在地下室的散装火药组成，没有预制的子弹壳或适合瑞士守军步枪口径的子弹。随着与庭院外革命者的枪战在炎热的下午持续进行，防守士兵迅速消耗了他们仅有的少数可用子弹壳。

监狱内部饮用水的缺乏在群众占领外部供水设施时也变得非常致命，这阻碍了守军的正常运转和重炮的降温。总督意识到凡尔赛朝廷承诺的军事支持永远无法及时到达，如果武装抵抗继续进行，堡垒将不可避免地因缺乏防御弹药而被攻破。

巴士底狱的最终投降是由皇家守军在面对携带火炮的庞大群众时在物流上的无能决定的。战斗储备的枯竭迫使总督伯纳德-雷内·德·洛奈寻求体面的军事投降，打开堡垒大门以换取法国和瑞士防守士兵的生命安全。

59岁的伯纳德-雷内·德·洛奈侯爵是巴黎巴士底狱的军事总督，出身于管理王室监狱历史悠久的法国皇家军官世家。德·洛奈就出生在他父亲也曾担任军事总督的这座堡垒中，他以贵族的严苛管理该场所，但在控制巴黎街头暴力城市起义方面缺乏实际经验。

在7月14日早上，德·洛奈接待了来自巴黎市政厅的数个市民代表团，他们试图谈判和平移交火药并撤走塔楼上指向邻近街区的火炮。总督以贵族的礼貌接待了群众代表，邀请他们在私人住所共进午餐以商讨局势，但拒绝在未收到凡尔赛朝廷直接命令的情况下移交这处军事要地。

总督承诺除非堡垒直接受到攻击，否则绝不向民众开炮，并下令将城墙顶部的火炮向后撤以平息群众的怒火。然而，当紧张的群众强行进入外桥，引发了致命的枪战，彻底打碎了那天七月下午和平政治对话的所有可能性时，这一平息尝试完全失败了。

德·洛奈发现自己陷入了中世纪法国军事荣誉的切实两难境地：他不能在未收到凡尔赛朝廷指令的情况下投降皇家堡垒，否则会被指控为叛国和懦夫，但他也没有足够的军队在巴黎维持长期的抵抗。来自凡尔赛清晰指令的缺失决定了这位军事总督的悲剧命运，使他孤立无援地面对民众的愤怒。

下午17时左右，随着哗变法国卫兵携带火炮到达并直指堡垒正门，总督伯纳德-雷内·德·洛奈明白军事抵抗是徒劳的，巴士底狱的石墙随时会被重炮轰塌，这将导致全体守军不可避免地遭到屠杀。

德·洛奈威胁要带着火把下到地下室，引爆储存的250桶火药，这将彻底炸毁整座军事堡垒，并使庞大的爆炸波及附近的圣安托万郊区工人区。然而，总督试图实施自杀性威胁的举动遭到了其部下法国伤残军官的阻挠，他们拒绝以这种方式死去并要求体面投降。

总督通过大铁门的缝隙递出了一张写有投降条件的便条，要求在和平打开堡垒吊桥以换取守军生命安全。革命副官雅各布·乔布·埃利宣读了便条，并以法国军官的名义庄严承诺，如果战斗立即停止，没有人会在巴黎街头受到伤害。

出于对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庄严书面承诺的信任，德·洛奈下令打开巨大的铁大门，并最终降下了巴士底狱堡垒内侧的大吊桥。巴黎武装革命群众如潮水般涌入这座中世纪军事监狱的中央庭院，解除了伤残守军的武装，并混乱地抢劫了监狱的火药库。

打开大门后，巴士底狱总督的命运被法国街头的暴力和混乱所主导。革命委员会试图在胡林和埃利军官的护送下将活着的伯纳德-雷内·德·洛奈押送到巴黎市政厅，以便为他的防御行为和战斗期间数十名法国公民的死亡接受法律审判。

然而，在格列夫广场附近，革命军事护送队很快就被失控的愤怒示威者人群冲散。德·洛奈总督遭到群众的系统性殴打，被拖行并多次被起义市民刺伤。在绝望和肉体痛苦中，指挥官朝一个名叫德诺的失业人员腿上踢了一脚，大喊求饶：‘让我死吧！’。

德·洛奈在现场被枪击和铁刺刀刺中身亡，其尸体在人行道上被一名巴黎屠夫用口袋小刀割断脖子斩首。总督伯纳德-雷内·德·洛奈的头颅被插在一根长矛顶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这开启了在大革命恐怖时期频繁出现的公开展示被斩首头颅的血腥做法。

对德·洛奈的这次残忍处决证明了市政厅的资产阶级革命委员会并没有对第三等级的普通民众（即无套裤汉）的愤怒拥有切实的控制力。对中世纪法国军事监狱皇家指挥官的谋杀象征着与王室法律尊重的最终决裂，以及直接群众暴力作为国家革命政治行动手段的出现。

攻占巴士底狱和巴黎失去军事控制的消息过了好几个小时才正式传达到凡尔赛的国王路易十六那里，因为朝廷大臣害怕这位专制君主的绝望反应以及巴黎革命怒火向王宫蔓延。国王于7月14日深夜在私人卧室里被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唤醒。

国王路易十六与利昂库尔公爵之间的历史性对话成为了法国绝对朝廷对其时代变革政治盲目的最大象征。得知巴黎发生城市起义的消息后，国王惊讶地问这位贵族：‘利昂库尔，这是一场叛乱吗？’。公爵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不，陛下，这不是一场叛乱。这是一场革命！’。

国王路易十六立即明白了自己在凡尔赛的政治孤立处境，以及在国家首都失去了自己武装力量的支持。1789年7月15日清晨，这位君主在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亲自来到国民制宪议会，宣布从巴黎和凡尔赛周边撤回所有德国和瑞士雇佣军团。

路易十六的这一政治让步暂时保住了他的王冠，但彻底将实际的政治权力从绝对世袭君主制转移到了由法国资产阶级主导的制宪议会手中。攻占巴士底狱迫使国王在政府中重新起用深受民众拥护的雅克·内克尔大臣，并于7月17日前往巴黎，从新市长手中接受革命的三色帽徽。

为了在 medieval 监狱陷落后恢复公共秩序并遏制群众的愤怒和哄抢，巴黎市政厅的市民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国民自卫军。这支由市民组成的军事力量由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志愿人员组成，具有双重政治作用：防范君主皇家军队袭击城市，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免受抢劫和破坏。

国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权交给了著名的吉尔伯特·杜·莫提耶·德·拉法耶特侯爵，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备受赞誉的军事英雄，也是乔治·华盛顿的私人朋友。拉法耶特被视为能够将政治自由渴望与维护法国合法社会秩序相统一的温和人物，他将哗变法国卫兵的士兵整合进了新的资产阶级民兵中。

在拉法耶特的领导下，国民自卫军采用了后来形成法国国旗的官方三色：蓝色和红色是巴黎市的传统颜色，与波旁王朝的历史性世袭颜色白色相结合。这支市民武装力量的建立彻底剥夺了国王路易十六对首都军事力量的垄断，使法国的资产阶级宪政革命合法化。

对于历史游客来说，拉法耶特依然是法国大革命中最受尊敬和研究的人物之一，代表着对建立民事自由的和平宪政君主制的追求。在他指挥下的国民自卫军成为了新的志愿市民军队的雏形，数年后，这支军队将在边境上抵抗欧洲邻国的绝对君主制侵略。

巴士底狱石塔的物理拆除工作在1789年7月15日早上就开始了，因为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建筑被视为巴黎城市中心无法忍受的王室暴政记忆。革命委员会将拆除监狱城墙的特许权和任务交给了建筑承包商皮埃尔-弗朗索瓦·帕洛伊，他被称为‘爱国者帕洛伊’。

帕洛伊组织了大约800名巴黎工人，在面临身体伤害危险的环境下工作，拆除监狱的石墙和塔楼。巴士底狱坚固的石灰石块被人工拆卸，并在巴黎城市基础设施重建中用于各种市政和切实用途。

从巴士底狱塔楼拆下的大部分石块被运往巴黎西部，用于建造协和桥的桥基和拱门，使巴黎市民每天越过塞纳河时，都能在象征意义上践踏这处法国国王绝对专制堡垒的遗迹。

除了建造桥梁外，革命企业家帕洛伊还将堡垒较小的石块和金属雕刻制成革命的市政纪念品，雕刻成巴士底狱中世纪堡垒的缩微模型，分发给法国新设立的所有省份，作为民众赢得自由的教育象征。

巴黎中世纪堡垒巴士底狱的突然陷落，在1789年七月和八月期间在法国偏远内地引发了广泛的恐慌浪潮，这一现象被称为大恐慌（Grande Peur）。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沟通，且流传着贵族正雇佣外国强盗烧毁庄稼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导致法国农村村庄陷入绝望。

农民手持镰刀和铁叉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小块农田免受想象中的贵族雇佣兵入侵。由于没有发现外国强盗，农村农民的怒火直接转向了当地贵族的城堡和庄园，要求交出征收什一税的文件。

许多贵族庄园被愤怒的农民冲进并烧毁，目的是寻找记录着封建义务和内陆居民永久债务的文件。这次农民起义吓坏了有产资产阶级和凡尔赛议会的制宪代表，加速了国家的体制改革。

为了遏制农村省份的暴力并平息土地所有者的恐慌，国民制宪议会在1789年8月4日著名的夜晚做出决定，废除贵族的所有封建特权和什一税。巴黎巴士底狱的陷落摧毁了法国深层农村的中世纪权利和义务 feudal 结构，将农奴转化为自由的公民。

在1790年7月14日，即巴黎中世纪堡垒陷落整整一周年之际，在战神广场举行了宏大的全国联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这次大型市政活动聚集了超过30万名市民以及来自法国各地的国民自卫军代表，共同宣誓效忠新的法国宪法。

庆祝活动以短暂的国家和解氛围以及对宪政君主制下民事权利稳定联合的希望为标志。国王路易十六本人在拉法耶特侯爵的陪同下，在户外设立的祖国祭坛前，在巴黎民众的掌声中，公开宣誓尊重议会确立的新宪法法律。

全国联盟节的庄严弥司由改革派主教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主持，象征着法国教士对国家政治重建进程的最初支持。7月14日在当年被确立为国家公民联合的象征，将不同省份的身份团结在共同的自由法国公民身份项目周围。

尽管这一宪法和谐时刻在随后的几年中被恐怖时期的内战所摧毁，但联盟节为未来的巴士底狱纪念日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一事件证明，法国废除君主绝对专制创造了以国家主权和全体公民共同权利为基础的新的国家公民身份。

最终将7月14日确立为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国庆日发生在巴士底狱陷落近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三共和国时期。在1880年，共和派议员本杰明·拉斯帕伊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以确定一个能够巩固对新生共和国支持、对抗君主派的国家联合国庆日。

国庆日期的选择在当时法国参议院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许多温和派参议员担心，庆祝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会宣扬对总督伯纳德-雷内·德·洛奈进行动用私刑的民众流血以及巴黎街头的暴力。为了避开这一道德异议，1880年法律的提案人决定，国庆日将双重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以及1790年和平的全国联盟节。

于1880年7月6日通过的法律将7月14日（国庆节）确立为国家国庆日，其特色是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由共和军领导的爱国军事阅兵、所有街区的公共舞会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烟花表演。

对于在七月中旬访问巴黎的现代旅行者来说，参与消防站舞会（Bals des Pompiers）并观看装甲车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爱国军事阅兵以及战斗机在城市上空的飞行，是见证十九世纪确立的这一共和身份的延续。7月14日国庆日依然是巴黎和法国向全世界展示的核心市民纪念活动。

攻占巴士底狱超越了法国的地理边界，成为地球上所有受压迫者解放的全球神话。摧毁这座中世纪皇家监狱的高石墙，象征着启蒙运动和现代民事权利对旧欧洲封建特权和绝对君主世袭结构的最终胜利。

与巴黎监狱被夺取齐名，由鲁热·德·利尔在1792年创作的革命赞歌马赛曲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渴望传播到了所有国家。普通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而迎战皇家军队的画面，激发了从美洲到亚洲国家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革命志士。

由拉法耶特侯爵通过托马斯·潘恩赠送给乔治·华盛顿的巴士底狱物理铁钥匙，展示了跨大西洋争取人民主权斗争的这种联系。巴黎堡垒的陷落向所有受压迫者证明，在渴望公正和公民权利的人民的有组织意志面前，没有任何绝对专制的石块防御是坚不可摧的。

即使在现代娱乐文化中，攻占巴士底狱也继续在历史电影、经典文学小说和动作游戏中被描绘为市民反抗压迫的英勇起义代表。1789年7月14日在世界史学中被庆祝为催生代议制民主和国际人权宣言的当代开端里程碑。

巴士底狱的石室里藏有拷问室和 chained 骨架的通俗传单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宣传战的产物，目的是妖魔化旧制度。曾在该场所短期关押过的有影响力的作家，如林盖，在其回忆录中使用了极其戏剧化的修辞来控诉皇家监狱。

在1789年的物理现实中，巴士底狱少数贵族和资产阶级囚犯的生活条件明显优于巴黎普通监狱。有财力的囚犯可以租用带窗户的石室，配备私人豪华家具，雇佣仆人，阅读书籍，甚至享受配有红酒的高品质膳食。

然而，没有物理酷刑并不能减少巴士底狱的暴政性质，因为压迫在于其任意性。逮捕仅凭国王路易十六的一封御信（国王密诏），不需要经过法庭审判，剥夺了当事人的辩护权。任何巴黎市民都可能因为得罪贵族而被关押数年。

因此，巴黎人民袭击堡垒不是为了消灭虚构的拷问室，而是为了摧毁皇家秘密司法体系。巴士底狱确实是被革命宣传夸大的象征，但其基础是否定法国公民基本民事权利的真实体制不公。

关于攻占巴士底狱的一个重大历史误解是认为革命者意图推翻国王路易十六或废除法国君主制。在1789年夏天，巴黎民众和凡尔赛制宪议会的代表对波旁君主怀有深厚的尊敬。

人们认为路易十六是一位仁慈的父亲，只是被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坏心肠的顾问误导了。示威中的口号通常是‘国王万岁！’，人们想要的是立宪君主制以保障民众利益，而不是没有国王的共和国。

废除君主制并将国王送上审判台的想法是在数年后才出现的，特别是经过国王在1791年试图逃往国外的瓦雷纳逃亡事件之后，他的公信力彻底破产，被视为叛国。路易十六在断头台被执行死刑已经是1793年的事了。

在1789年7月14日，武装群众只是为了自卫，防止被包围巴黎的雇佣兵袭击，并保障国民议会的安全。这一天分散了王室的绝对权力，但初衷依然是让路易十六成为宪法之下的公民国王。

与将攻占巴士底狱描绘成精心策划的城市军事行动的说法相反，夺取这座石质监狱是历史意外链条的结果。在7月14日早上，没有人计划去袭击皇家监狱。

民众游行去巴士底狱纯粹是为了向总督德·洛奈要回火药以进行防御。战斗的爆发是因为意外，当时部分群众冲进外门，守军因为恐慌以为遭到袭击而开枪。

这一枪战将和平的弹药索要谈判变成了生死搏斗。下午法国卫兵士兵携火炮哗变到达，为袭击带来了决定性的军事组织，最终逼降了德·洛奈。攻占巴士底狱是一次在恐慌和愤怒下临时起意的意外事件，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走向。

10.2.1 巴士底广场地面的轮廓线

虽然这处中世纪堡垒在1789年起被拆除，但留心的游客仍然可以在巴士底广场的人行道上看到昔日监狱石塔的确切物理轮廓。巴黎的城市规划工程师用红色铺路石的三重线在马路上标出了中世纪城墙的走向。

当您在当地咖啡馆前的人行道以及圣安托万路路口的人行道上行走时，观察脚下的地面，寻找标明巴士底狱大圆形塔楼位置的铺路曲线。这一设计能够让游客直观地感受昔日监狱在巴黎城市格局中的真实空间比例，并在隐秘的革命印记上拍照留念。

10.2.2 巴士底地铁站（五号线）展出的城墙石块

在不购买门票的情况下观赏石质监狱原始地基的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是前往巴士底地铁站，特别是五号线（开往博比尼/意大利广场方向）的站台。在十九世纪末修建巴黎地铁网的城市考古挖掘中，工人们发现了完好无损的古代防御结构遗迹。

目前，这处昔日监狱的一大段厚重石质护墙直接展示在巴黎地铁五号线的乘车候车月台墙壁上，并配有解释说明牌。乘客和游客在等候地铁时可以观察这些中世纪石灰石块的精确接合，这是一堂日常的地下考古课。

10.2.3 移建在昂里-加利广场的废墟遗迹

历史游客可以近距离抚摸和拍照的最大三维巴士底狱塔楼实物遗存并不在广场中央，而是位于昂里-加利广场这处小公共绿地内，它距离巴士底广场大约有500米，沿着阿森纳运河两岸向塞纳河方向步行即可抵达。

在1899年，在圣安托万路下方修建地铁一号线期间，考古学家发现了自由塔完好无损的石质底部，这是巴士底狱的八座塔楼之一。中世纪塔楼的巨大地基石块被小心拆卸，由城市工人运送，并在昂里-加利广场的草坪上重建为原本的圆形外观。

这里是巴黎一处绿树成荫的安静避风港，游客可以坐在公共长椅上，抚摸曾为法国启蒙运动囚犯提供皇家牢房的石灰石块。昂里-加利广场是大多数传统巴黎游客很少知晓的景点，在百年老树的树荫下隐藏着一段真实的巴士底狱陷落历史。

昔日关押囚犯的中世纪军事堡垒所在地今天已成为繁华的巴士底广场，是整个巴黎市交通最繁忙、文化聚集最活跃的枢纽之一。这一历史空间以密集的行人人流、露天咖啡座以及频繁的工会政治游行为特色，延续着该广场的革命传统。

在巴黎这座大广场的正中心，耸立着宏伟的七月圆柱，其顶部冠有金色的自由之神雕像。许多游客误以为这座青铜圆柱是为了纪念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而建的，但该纪念碑实际上是庆祝1830年革命（光荣的三天），那场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专制君主查理十世的统治。

于1840年落成的七月圆柱，其石质基座内设有一个地下墓室，安葬着数百名在1830年和1848年革命战斗中牺牲的巴黎市民。该纪念碑是一件铸造青铜杰作，主导着广场的城市景观，是行经该地区的人们的视觉地标。

要参观该历史遗址，只需乘坐地铁在巴黎中心换乘站巴士底站下车即可。绕着圆柱散步，观赏在巴黎阳光下闪耀的金色自由之神，是将当代法国历史与维护其自由公民理想相联系的不可错过的旅游体验。

与广场中世纪历史遗产形成现代对比的是雄伟的巴士底歌剧院，其弯曲的钢化玻璃和灰色花岗岩板外墙主导着巴黎巴士底广场的东侧。该歌剧院由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9年7月13日主持落成，以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两百周年，是欧洲最大的歌剧院之一。

巴士底歌剧院由乌拉圭裔加拿大建筑师卡洛斯·奥特设计，旨在让巴黎的劳动群众更容易接触到古典歌剧和抒情舞蹈，提供比安葬着国家芭蕾舞团的传统、贵族化的加尼叶歌剧院更便宜的门票。

巴士底歌剧院的主演厅可容纳2745名观众，配备了先进的顶尖音响技术和旋转移动舞台，能够在短短几分钟内在古典歌剧表演之间快速更换庞大的布景。

对于当代游客来说，观看一场演出或预约导览参观歌剧院的后台和服装车间，是了解巴黎如何将这处昔日中世纪监狱的历史场所转变为向所有法国社会阶层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当代大众文化中心。

要参观攻占巴士底狱的历史遗址并让您的巴黎之旅收获最大，请遵循以下实用指南和路线：

- 如何乘坐地铁前往： 巴士底广场由巴士底地铁站直接服务，有地铁一号线、五号线和八号线交汇。一号线和五号线是抵达并寻找广场人行道和地铁月台石块遗迹最实用的线路。

- 推荐步行路线： 从广场中心开始，观察七月圆柱。然后朝圣安托万路入口走去，在人行道上寻找标示昔日堡垒轮廓的红色铺路石三重线。

- 延长散步至塞纳河： 沿着昂里四世大道西侧步行约十分钟前往昂里-加利广场，抚摸重建的自由塔遗迹。从那里，您距离圣路易岛和巴黎圣母院仅几步之遥。

- 安全与防范： 作为行人极其密集的区域，请在人行道上及地铁站入口注意个人财物（手机和钱包），防止巴黎城市的小偷，尤其是在周末和夏季假期。

在7月14日之后拆除巴士底狱石塔的做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营销和纪念品生意。法国建筑企业家皮埃尔-弗朗索瓦·帕洛伊利用其担任监狱拆除负责人的公职身份，意识到了从巴黎中世纪石质结构中拆下石块的象征意义和商业价值。

帕洛伊雇佣当地雕刻家雕琢小块石料，将其制成精细的巴士底狱微缩模型。这些模型被赠送给法国新设立的所有省政府，作为传播法国大革命共和理想的教育工具。

除了微缩模型外，企业家帕洛伊还利用吊桥的铁链、牢房的铁栓和囚犯的手铐熔化铸造纪念自由的勋章、公民纽扣以及爱国珠宝，成功销售给巴黎崛起中的中产阶级。

这处中世纪皇家监狱物理残余的商业化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如何利用物质宣传来推广他们对专制朝廷的胜利。帕洛伊的纪念品使法国各省的人们在自己家中就能拥有一块被摧毁压迫象征的物理石块。

连接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最大历史趣闻之一，是巴士底狱大铁门物理钥匙的最终去向。在1790年，指挥国民自卫军并在拆除堡垒后获得钥匙的拉法耶特侯爵决定将这一历史物件赠送给乔治·华盛顿。

拉法耶特将乔治·华盛顿视为自己的军事政治导师和世界自由事业的教父。他派托马斯·潘恩跨洋送去钥匙，并附有一幅手绘的巴士底狱水彩画。

托马斯·潘恩在当时的美国临时首都费城将钥匙交给了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极其赞赏地接受了礼物，并将钥匙展示在弗吉尼亚州弗农山山庄私人住宅的主玄关玻璃柜中。

直到今天，这把巴士底狱大铁门的原装钥匙依然在弗农山山庄展出，作为美法两国在十八世纪末民主革命兄弟情谊的历史见证。

巴黎中世纪巴士底狱的戏剧性陷落使“巴士底”这一法文专有名词变成了国际通用名词，用以形容世界上任何由政府任意管理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警察压迫据点或政治对手地牢。

世界多个国家开始非正式或正式地将其最著名和最可怕的监狱命名为“巴士底”。在十九世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因秘密关押政治犯而被知识分子称为“俄国巴士底”。

即使在西方经典文学中，这个词也被大仲马和查尔斯·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用作君主和贵族任意拘留和地牢物理痛苦的通用诗意代名词。

这一语义传播证明了摧毁巴黎监狱在人类心目中确立为战胜国家任意权力的最终象征。这个词不再仅代表巴黎东部的一处实体结构，而是变成了被人民主权力量战胜体制压迫的全球概念。

围绕巴士底广场最神秘的都市传说之一，涉及七月圆柱青铜基座下方的地下墓室。该墓室最初设计用于安葬504名在1830年革命街头牺牲的巴黎战斗人员，但阴差阳错安葬了其他时代的骨骼。

在1848年巴黎城市改革期间，当局决定将1848年革命（推翻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80多名死者安葬在墓室中，将不同年代的骸骨混合在了石质墓室里。

当历史学家发现拿破仑·波拿巴于1798年埃及科学考察中带回法国并存放在卢浮宫地下室的部分埃及木乃伊因塞纳河洪水潮湿而开始腐烂时，考古谜团进一步加深。

为了挽救 relics，管理人员决定将木乃伊暂时埋在七月圆柱附近的绿地中。在1848年的行政和军事混乱中，这些木乃伊尸体被掘墓人意外收集，与法国起义英雄的遗骨一起安葬在圆柱基座墓室里。

12.0.1 攻占巴士底狱的具体日期是哪天？

攻占巴士底狱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正值法国巴黎的夏季。

12.0.2 为什么巴士底狱受到巴黎民众的憎恨？

因为它是波旁王朝专制权力的象征，国王可以通过秘密密诏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任意逮捕监禁任何人。

12.0.3 在陷落当天有多少名囚犯被释放？

革命群众在堡垒中仅发现了七名囚犯：四名伪造者、两名精神失常者以及一名应家人要求被关押的年轻贵族。

12.0.4 萨德侯爵在陷落当天在巴士底狱吗？

不在。萨德侯爵于1789年7月2日被紧急转移到了夏伦顿疗养院，距离袭击发生仅差十二天。

12.0.5 起义民众在巴士底狱堡垒内寻找什么？

巴黎革命者主要寻找王室出于安全考虑将荣军院转移至巴士底狱存放的10吨军事火药。

12.0.6 谁是被民众处决的巴士底狱军事总督？

监狱指挥官是伯纳德-雷内·德·洛奈侯爵，他在打开堡垒吊桥后遭到群众殴打并被斩首。

12.0.7 巴士底狱的拆除如何帮助建造了协和桥？

石塔的石灰石块被人工拆除并运往巴黎西部，用作建造协和桥的结构基石。

12.0.8 巴士底狱的原装钥匙保存在哪里？

大铁门钥匙由拉法耶特赠送给乔治·华盛顿，目前展示在美国弗农山山庄故居玄关中。

12.0.9 巴士底广场中心的七月圆柱代表什么？

青铜柱和金色的自由之神是为了纪念1830年革命（光荣的三天）和1848年革命的牺牲者，而非纪念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

12.0.10 是否可以在地铁站看到昔日巴士底狱的地基？

可以。游客可以在巴黎地铁五号线巴士底站的乘车月台墙壁上观赏到一段完好的监狱护墙遗迹。

12.0.11 拉法耶特侯爵在国民自卫军中扮演什么角色？

拉法耶特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指挥，以维持公共秩序并保护市民财产免受哄抢。

12.0.12 为什么攻占巴士底狱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因为该事件标志着巴黎平民群众首次直接且以暴力方式干预国家政治，剥夺了国王路易十六对武装力量的垄断。